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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里,男性是支撑者,女性为联结者。男主外,顶天立地;女主内,相夫教子。
《秋园》里的秋园和《活着》里的家珍,就是典型的中国家庭里“联结者”的形象,她二人心性坚韧、胸怀广博、情感真挚、勤劳能干、甘于奉献……形象丰满且近乎神圣。她们是上个世纪母亲和外婆们中的一员,以柔弱的肩膀扛过了战争的炮火、时代的翻覆、饥荒灾害,还有寻常民间的普善良与凶恶。她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,小说《活着》里的家珍是作家余华塑造的角色形象,而自传体小说《秋园》里的秋园是真实存在过的人,这一虚一是互相印证,更证明上述温暖的奉献者的女性形象,不仅存在于国人传承的观念中,更是散落于众多女性真实命运。
也许,每个家庭都想要一个秋园或家珍,男性也以拥有家珍、秋园这样的妻子、母亲而感到满足和幸福。但是,女性何至于都自愿成为秋园或家珍?温暖的奉献者是纯粹的利他者,能得到很高评价,但她们仍然无法参透个人命运总是无序起伏、艰难困苦总是纷至沓来,这些背后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。这些怀疑及不甘,未必没有苍凉的底色?
一、秋园与家珍的出身:成长于小康之家
1914年,秋园出生在洛阳城内梁家医药铺,无忧无虑长到12岁,唯一吃过的苦,是裹脚。思想开明的父亲先是送秋园上私塾、后又送她进学堂,秋园裹了一半的脚,也就被放开了。秋园12岁那一年,快乐和谐、美满幸福的家庭氛围瞬间消散——家里的药铺来了一位做官的病人,送给父亲两张游园会的门票,父亲满心欢喜地把票给了秋园的两位嫂子,让她们去游玩。两人乘坐的游船沉了,无一幸存。父亲因此一病不起,不久便溘然长逝。作为顶梁柱的大哥,办完三场丧事后也病倒了。他承受不住一连串的打击,在萎靡不振中意外染上大烟,败光了家底。
家珍姓陈,是书中城里米行老板的千金,她拥有美丽的外表、衣食无忧的生活,并且接受过教育。余华是这样描述写富贵第一次见到家珍的:“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,提着一盏小煤油灯,和几个女伴去上学。我是在拐弯处看到她,她一扭一扭地走过来,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,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,我当时就在心里想,我要她做我的女人。”
二人家世良好,外形不错。按照常理,她们应该拥有安逸悠闲的人生。但是,女儿命运也会与家国动荡深刻绑定,更别说,上世纪的她们,婚姻大事要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。
二、秋园与家珍在婚姻中的选择:相夫教子、贤妻良母
长大后的秋园,因出色的外表和举止,被一名驻扎当地的一位国民党文职官员看上,最后在媒婆的说和下嫁给了他。结婚后,秋园和丈夫搬去了上海,开始过上因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上海沦陷后,他们坐上了开往重庆的船,但在湘阴停靠的时候,因丈夫决定下船看望瞎眼老父,秋园随夫回乡,就留下了。回乡后,秋园因学识修养被请去当教书先生,与丈夫前后生了,3个儿子和2个女儿。可先是小女儿一夜之间忽然发病离开,后来丈夫又因饥饿去世。丈夫离开后,秋园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湖北逃饥荒。在湖北靠裁缝手艺摆脱了孩子被饿死的命运,生活终于有点盼头。但当地突然清查外地人口,迫于无奈选择了改嫁,改嫁后过上了10年平淡的日子。但命运又给了她一个悲伤的剧本,儿子在领大学通知书的那天被大水冲走了。老年再次丧子,这一次秋园被打垮了,她没有活下去的意志。可想到,还有3个在不同地方求生存的孩子会因她的离开而痛苦,她再一次选择活着。随后第二任丈夫病重,秋园尽心照顾了他几年。在第二任丈夫离开后,秋园离开了湖北。她没有选择和儿子们一起生活,而是独自一人守着曾经一家人居住过的土房子,度过了自己的余生。
家珍初为人妻时,福贵的家境尚未败落,家珍即使知道福贵整日不务正业、沉迷赌博,但是她依然对福贵逆来顺受,选择用委婉的方式向丈夫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,从不指责和顶撞。尽管福贵无视家珍的付出,甚至肆意伤害了家珍的情感,但是家珍对福贵的爱不曾因为福贵犯错而改变,福贵败光家产,家珍便陪他过起了一贫如洗、自力更生的生活。就在她和福贵的日子刚有起色的时候,福贵在城里被抓去当了壮丁,而此时的家珍毫不知情,在这两年期间,她的婆婆因病离世,女儿也因病变成了聋哑人。当家珍的丈夫福贵在战争中绝处逢生,辗转回到了家中,他们一家团聚并继续开始努力生活,家珍只求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不再分开。遗憾的是,家珍的心愿还未实现,不幸的事情便接踵而至,家珍患上了软骨病,村里也遇上了饥荒。为了让自己的家人吃上一顿好的,家珍忍着病痛回城里娘家要了一小袋米,缓解了一家人的困境。不管身处何种境况,家珍始终坚守着贤妻、慈母的角色。在患病卧床的时候,她仍然哆嗦着为丈夫和孩子做衣服。在知道儿子有庆死亡的时候,家珍流着眼泪扑在儿子的坟头,从白天哭到黑夜。在女儿凤霞难产去世两个多月之后,家珍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
命运不是没有给过家珍和秋园逃离婚姻和困苦的机会,只是她们都选择做一名贤妻良母,选择将自己生命摊平,让它变得格外宽广,直到能够承载住一家人命运的起承转合。
无论是家国兴衰、时代动荡,还是生老病死、天灾人祸,秋园和家珍这两位女性,靠一己之力,联结起了两个风雨飘摇、几乎离散的家庭。
三、秋园与家珍的人生自评:“如此下场”“我该知足”
秋园在临终字条上写:
一九三二年,从洛阳到南京
一九三七年,从汉口到湘阴
一九六〇年,从湖南到湖北
一九八〇年,从湖北回湖南
最后两句是:一生尝尽酸甜苦辣,终落得如此下场。
用这样的句子总结自己的一生,根本谈不上安详,更别说圆满。更何况,“下场”二字,在国人的语境里,常常是贬义的。少年丧父、中年丧夫、晚年丧子,秋园为一家人的生计颠沛流离、勉力支撑,最终在一颗酷热的夏天,因胯骨跌断,疼到神志不清而撒手人寰——竟都比不上《活着》里家珍的离世安详。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,现实比虚构,更为残酷——背后没有一只手,因同情某个人一生舍我其谁的付出,而施舍给她一个平静的结局。
家珍临死之前,对富贵一遍一遍地说:“我这辈子也快过完了,你对我这么好,我也心满意足,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,也算是报答你了,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。凤霞、有庆都死在我前头,我心也定了,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,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,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,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。”“心满意足”“我该知足”。像是对丈夫和自己的一番劝慰。不这样说,不这样想,又能如何呢?
家珍直到离世都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,在现实中,应该是被秋园说出来了,那句话就是:一生尝尽酸甜苦辣,终落得如此下场。
如果说余华的《活着》讲述的是“活着”的坚韧和执着,那么这两个词更应该用来形容家珍而不是福贵。福贵更倾向于被动地接受一切,做一个生命的乐天派——这是家珍在他背后苦苦支撑,拼命联结,让一个家庭不至于形神消散,给他广袤的平静和底气。福贵是被深深爱过的人,经历过富贵和贫穷、战争与和平、和谐和动荡、团圆和孤独的人,他的每一种体验都很极致,所以才能淡然处之。福贵的内心,几乎没有挣扎过,他早年浪荡着,接受欲望的安排,后来又心安理得地顺应和接受命运和生活的安排。
所有的挣扎,都由家珍,在她的内心深处完成了。
秋园的挣扎,更是显而易见。
周晓枫曾在《幻兽之吻》里的《雌蕊》一篇中写过:文学里尤其散文里的女性,几乎是由类型化的祖母妈妈和姐姐组成的。她们因为劳动而贫穷一生,渐渐像即将死去的虾那样弓弯起腰背,被河流裹挟着流向远方的海,流向比眼泪更咸的命运,仿佛是作为被牺牲的食物去喂养整个世界。
同为女性,这是她对那些甘于奉献和牺牲的女性,哀其不幸地同情,对这个世界进行委婉地控诉。
家珍和秋园的婚姻和家庭生活,当然也有过幸福和谐,那是她们用女儿骨血谱写的“家园牧歌”。这牧歌温馨与悲壮兼具,十分动听。
尽管如此动听,我还是希望,让那些苍凉的赞美交付给过去,新生女性们,需要看得懂昨日的可能与批判,也听得懂新日的召唤。正如秋园的女儿之骅,也即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,她无疑是比她的母亲秋园幸运的。她通过晚年对母亲与自己一生的追忆与书写,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立的人格,也开始一点点确立自己在这个新时代中的坐标,不甘于囿于家庭,做一片温暖却模糊的背景。所以股票配资啥意思,她在厨房那方寸天地,以纸笔开辟出了自己的第二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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